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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为何要置“铜匦”?

唐代是我国古代信访制度相对完备的一个朝代。早在唐初,唐廷就已经确立了“邀车驾”、“挝登闻鼓”、“上表”等三种信访方式,并将其明确写在唐律之上,《唐律疏议·斗讼·邀车驾挝鼓诉事》定:“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及於魏阙之下,挝鼓以求上闻;及上表披陈身事”

  • 邀车驾。《唐律·斗讼》载:“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所谓“邀车驾”就是在皇帝出行时,跪伏路旁申诉冤屈。它最早见于《后汉书·杨政传》,其载:“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时杨政(东汉章帝时期官至左中郎将)的师傅范升被奸妇所害,获罪入狱,杨政为了替师申冤,遂光着上身,用箭穿耳,抱着范升的儿子跪在皇帝出巡的必经之路,等候皇帝(应是汉光武帝刘秀)的车驾,后皇帝车驾到来,他就拿着奏章叩头大喊:“范升三娶,惟有一子,才三岁却成了孤儿,实在可怜啊!”,而后,皇帝见他如此诚心,遂下诏将范升释放。
  • 挝登闻鼓。《唐会要》载:“(显庆五年)有抱屈人斋鼓于朝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西京亦然”,唐高宗显庆年间,唐廷在洛阳应天门外、长安王承天门外(后另置于丹凤门外)置大鼓,名曰“登闻鼓”,当时若冤屈在地方上得不到伸张,则可前往洛阳或长安击打登闻鼓将冤屈直诉于朝廷,而一旦有人击鼓鸣冤,唐律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即主管此事的右监门必须要受理,然后上报,不然就要被重罚。“挝登闻鼓”最早见于《晋书·卫瓘传》,其载:“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
  • 上表。所谓“上表”,就是向皇帝呈递诉说冤屈的奏书。《唐六典·刑部》载:“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唐时,凡经三司判决而仍不服者,就可向皇帝直接呈递诉说冤屈的奏书,其奏书由三司监负责传达。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廷又将“立肺石”写入唐律之上(当然“立肺石”在唐初就已经出现,只是未明文写于律例之上。),《唐六典.刑部》规定:“若茕独老幼不能自中者,乃立肺石之上”,因老幼而不能挝登闻鼓者,则可立于肺石之上行诉冤之事。

 

武则天为何要置“铜匦”?主要原因是想让自己的称帝路变得更顺畅

挝登闻鼓

 

“立肺石”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其载:“以肺石远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当时若百姓有冤情而又想将冤屈直达圣听的,则只需在“肺石”上站立三天,若能站下来,就会有官员来询问冤情,而后他就会将冤情上奏于周王。

所谓“肺石”,就是一块红石头,之所以会取名“肺石”,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前来诉冤的臣民“赤心不妄言”,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要胡乱说话,胡乱冤枉人,而让诉冤的臣民站立在“肺石”上,就是有点类似于西方人在法庭上作证时要手按圣经宣誓一样。

在唐初,百姓若想将自己的冤屈上呈君主,则主要就是依靠以上所说的四种信访方式,但这四种信访方式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些许的缺陷。

首先是“邀车驾”。因首个依靠“邀车驾”而成功申冤的杨政多多少少是靠着自残的方法才让皇帝法外开恩的,所以之后历代欲借用“邀车驾”来获得冤情被申或法外开恩的臣民,他们就多会利用自残的方式来获得皇帝的注意,及同情,以此来让自己所诉之事能获得皇帝的同意。

如此,到唐代,为了制止这种自残式的拦驾行为,《唐律疏议·斗讼·邀车驾挝鼓诉事》规定:“邀车驾以下,诉人所诉非实,辄自毁伤者,皆杖一百。若所诉虽是实,而自毁伤者,笞五十”,若诉冤臣民在“邀车驾”时有自残行为的,即使所诉之事属实也要笞五十,而若是所诉之事不属实,则要被杖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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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出行图

 

当然即使唐廷如此规定,但“邀车驾”自残者却是始终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在于唐代虽用较为严苛的律法来制止自残的行为,但却并未说对于自残者的上诉不予受理,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对于自残的诉冤者,如果其所说的冤情属实的话,朝廷多会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因此“邀车驾”自残一事,有唐一代始终都是屡禁不止的事情。

其次是“挝登闻鼓”、“立肺石”。当时对于“登闻鼓”、“肺石”,朝廷都会派兵士前往守护,而唐廷亦也会派金吾卫防守,如此因害怕这些凶神恶煞的守护兵士,有时候百姓即使有冤亦也不敢前去诉冤。而后,到垂拱年间,武则天虽认识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并也给出了实际的解决方法,在垂拱元年二月,武则天下诏:“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即登闻鼓及肺石不再设金吾卫,若有人挝鼓立石,则由御史前往接纳诉冤状,可这效果并不显著,前往挝登闻鼓、立肺石诉冤的百姓还是很少。

再是“上表”。想想看,一个普通百姓怎可直接将奏书送到皇帝的手中呢?他们只能是将奏书送到负责此事的相关官员手中,然后由他们将奏书上达皇帝,但是在这之中,若官员秉公执法还好,可若是官员贪赃枉法,官官相护的话,那这奏书多半是到不了皇帝的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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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登闻鼓

 

如此,因这四种信访方式都存在着缺点,很容易造成朝廷言路闭塞,让皇帝不能准确且详细的了解到天下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及社情民意。因此,在垂拱二年三月,武则天为进一步革除言路之弊,遂下诏:“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即在朝堂上置四个铜铸的大匣子,以此来接受天下臣民所想要给中央朝廷投递的各种文书。

“(铜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资治通鉴·唐纪十九》

当时,武则天在朝堂的东南西北置有四个“铜匦”(后期合并为一个,设有东南西北四口),分别以“仁、信、义、智”命名,并分别涂以青、丹、白、黑四色。其中东方延恩匦,臣民献赋颂、求仕途的,可投之,因其主要是用于朝廷选拔天下英才所用,故名曰“仁”;南方招谏匦,臣民想批评朝政之得失,为朝廷提建议的,可投之,因其主要是给臣民为朝廷提建议所用的,因此需要提建议的臣民能够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要实事求是,故名曰“信”;西方申冤匦,臣民诉说冤屈,想让朝廷替其申冤的,可投之,因其要求诉冤者、断案者都要保持着公正、正义的态度,故名曰“义”;北方通玄匦,臣民想向朝廷汇报此时天下所发生的天象灾变,及某些有反心的官员所密谋的事情的,可投之,因做这类事情是需要臣民有一定的智慧的,故名曰“智”。

而为了管理这四个“铜匦”,让“铜匦”起到武则天想要达成的“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的作用,武则天还专门建立起了一个管理机构,即隶属中书门下省的匦使院,由其所属的官员来专门负责处理天下臣民投递到“铜匦”中的文书。《新唐书·百官志》载:“(匦使院)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当时匦使院由知匦使、理匦使共掌院事,知匦使一人 ,从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中选出;理匦使一人,从御史中丞、侍御史中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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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铜匦”

 

当时全国各地臣民投递到铜匦中的文书由知匦使专司处理,“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于上”,知匦使需要登记投递人的保人、姓名、住址,然后派人前往核实,若属实则通知京兆府,让其通知投递人在十日内随时准备被皇帝“召问”,而若不属实,则可直接驳回,不予受理。之后,在完成投递人所投递文书真实性的查探后,知匦使就需将符合条件的文书呈送给皇帝,皇帝审阅后,“事或要者,当时处分”,即十分要紧的事情,皇帝当场就会给予处理,而非要紧事务,则皇帝会让知匦使将其转送中书省官员及理匦使,让他们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交还给皇帝,由他决定是否实施。

与此同时,为了让天下人都踊跃的向铜匦内投递文书,在设立铜匦之初,武则天就下诏“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而据《唐·六典》载:五品官员“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可以说五品官员的食物待遇,这对于中下阶级的普通百姓来说是十分诱人的,尤其当时还是“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的大灾荒年,因此在这样的诱惑下,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全国刮起了一道狂热的告密风。

而为了让这股席卷全国的告密风更加的盛行,武则天不仅严令告密者所经过的州县一定要给以优厚供奉,送其尽速来京,同时当告密者来到京城后,不论其身份是达官贵人,还是农民,甚至是乞丐,武则天都会亲自接见,告密有功者会给以封赏,或赐官,或给予丰厚的金银财宝,而就算是不属实,武则天也不会给予任何的惩罚。如此,基于武则天秉持着“有功者赏,不实者不追究”的态度,这股告密风是越来越盛行,大有“不死不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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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后的“铜匦”

 

到这里,很多人就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那就是武则天设立“铜匦”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只是想让天下臣民有一个更加方便直达圣听的信访渠道,从而让朝廷得以“以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武则天完全没有必要去如此的鼓励臣民去行“告密”之事,不但给予五品官的待遇,更是屈尊亲自接待所有来京告密的百姓,这等待遇,难道真的仅仅只是为了解民间百姓的真实生活,及肃清吏治吗?

非也,其实武则天设立“铜匦”的真实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打击政敌,及稳固武则天对于天下的统治。武则天在设立“铜匦”之初,明面上是武则天想要“周知人间事”、“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收集那些反对自己掌权的王公大臣的违法信息,从而可以利用这些把柄去名正言顺的打击反对自己的政敌。众所周知,自唐高宗去世后,唐朝的军政大权名义上在唐中宗李显的手中,可实际上却早已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但是,当时武则天的这种掌权只能是在“黑暗”中的,却是不能放在“阳光”下的,一旦她表露出自己想当皇帝的想法,她肯定是要受到来自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的。

而事实上,在当时武则天在还未说她要当皇帝时,就已经有人不断地反对武则天掌权,如664年上官仪事件、684年徐敬业之乱、688年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之乱等等。因此,若武则天想顺利的登基称帝,她首先要做的就是除掉这些反对自己称帝的政敌,可是以当时的环境,若武则天以“莫须有”的罪名去除掉这些人的话,则势必会引起朝堂动荡,先不说会逼的这些人狗急跳墙,起兵造反,就单单武则天这番作为,就只会将那些本处于中立的官员给推到她政敌的一方,毕竟他们肯定也害怕武则天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对付他们,所以在他们看来,若要想不被牵连,只有推翻武则天。因此,若武则天真的敢这样“目无法纪”的去对付这些政敌,最后等待她的只有众叛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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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画像

 

由此,要想对付这些政敌,她就必须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只有这样其他人才不会有疑议,才不会说什么,那怎样才能获得那看似名正言顺的理由呢?无疑武则天所设立的“铜匦”就是获得此类信息最好的途径。随着“铜匦”的设立,臣民所提交的告密信就可不经司法部门和正常的传送渠道便可直呈武则天,如此,武则天亦可以通过“铜匦”来大幅度降低因官官相护,或其他原因,致使告密信到不了她手中的事情的发生。

同时在这过程中,因武则天对于告密一事是秉持着“有功就赏,有错不究”,即臣民举报的事情属实,我就给你封赏,而即使是你乱告,也没关系,朝廷不会追究你的态度,由此不但天下臣民人人都争相主动揭发官员的不法之事,甚至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还会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证去举报清正廉洁的官员。

当然,实际上,武则天当时几乎不会去管这些告密信的真假,对于一些不反对自己,且也清正廉洁的官员,她虽不会去冤枉他,但若是反对自己的官员,她就根本不会去管这个官员是否清廉,只会以此为证据,去行打压,甚至是诛杀之事。当然,在大部分时候,武则天还是会做做样子的,她在掌握这些半真半假的告密信后,会让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丘神勣等忠于她的酷吏来进行审理,而这些人在断案时,基本上是不会验证这些证据的真伪的,而是以武则天之喜怒为准绳,若是武则天授意不要为难他的,无论告密信真假,他们都会放过他,反之若是武则天授意要动他的,则无论真假,他们都会把这个案件办成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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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武周酷吏-周兴

 

而因“铜匦”的存在,再加上审理告密之事的周兴、来俊臣等都是酷吏,由此是“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而据统计,在垂拱二年(686年)到长寿元年(692年)这六年的时间里,武则天依靠“铜匦”和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是相继诛杀数百位唐宗室,如舒王李元名、长乐王李循琦、嗣蜀王李璠、嗣蒋王李炜、纪王李慎等等,而被牵连的文武大臣更达数千人。基于此,在登基之初,武则天就基本将反对自己的唐朝宗室和门阀贵族悉数屠戮干净。

第二、扩大谏官、御史台官员的职权,从而加强武则天对于百官的控制。如上文所说,当时专门负责管理“铜匦”的是匦使院,而其所属的官员中,其中知匦使是从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中选出,而理匦使则是从御史中丞、侍御史中选出。这里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全为谏官,他们本身就有向皇帝提意见,以及监督其他行政官员之得失的职责。而当这些谏官兼任知匦使后,他的信息来源就可以得以进一步被扩大,他完全就可以根据从“铜匦”所得到的信息,去向皇帝提出治理朝政的意见,及以此向皇帝弹劾某位官员的不法行为。

而御史中丞、侍御史等皆为御史台的官员,他们本身就具有弹劾违法官员,及与刑部、大理寺组成三司审理、审判重大狱案的职责。而当御史中丞或侍御史兼任理匦使后,他本身的职能,再加上拥有办理从知匦使转来的信访案件的职能,其监察百官的职权自然也就被大大加强。如此,在谏官、御史台官员监察百官的权力都被大大加强时 ,武则天这位直接控制谏官、御史台的最高决策者,其也就能及时且准确的了解到百官的真实的情况,从而也就可以让她更方便、有效地控制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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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官吏

 

第三、加强武则天与民众的联系,从而钝化社会矛盾,稳定社会。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设立“铜匦”虽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她打击政敌,控制百官,但也是有想为底层百姓干些实事,从而钝化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因素在。

唐高宗驾崩后,唐朝虽依然处于盛世,但官员腐败、土地兼并等问题却已是初见端倪。如土地兼并问题,自贞观年间开始,唐朝就已经开始出现地主豪强占民田的情况,《旧唐书》就曾记载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侵占其境内数十顷肥沃民田。唐高宗年间,此类地主豪强侵占民田的事情更是史不绝书,如大商人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高宗之女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而在当时高宗虽然意识到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并为此下诏禁止民间私自买卖世业、口分田,并要求购买者将其地还给卖家,可这份诏令在当时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自高宗之后,土地兼并问题反而是日益加剧。

而随着土地兼并问题的日益严峻,其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底层百姓开始失去私有土地,沦落为地主豪强的奴仆,是越变越穷,再加上此时的官员也是日益的腐败,由此,底层百姓与唐朝的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就开始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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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盛世图

 

如此,如果唐朝的统治阶级让这种矛盾继续恶化下去的话,那么唐朝对于天下的统治势必就会出现裂痕,因此武则天当政后,她认为只有想尽办法收买底层百姓的人心,才能钝化底层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的这种矛盾,也才能稳固她对于天下的实际统治。但是,要怎样才能收买底层百姓的人心呢?最快捷的方法无疑就是给予底层百姓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那怎样才能知道底层百姓想要什么东西呢?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底层百姓亲自告诉统治者,他需要的是什么。

由此,武则天会设立“铜匦”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借助“铜匦”来打开一条让底层百姓可以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直达中央政府的渠道。以此,武则天就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在短时间内获知民间底层百姓最真实的想法,及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而后,武则天就可以依据这些信息来针对性的推出相应的政策,比如某地遭灾的百姓希望免赋税,武则天在综合考虑后,就会对此地颁布相应的免税政策。也就是在武则天所推行的这种“投桃报李”式的政策下,底层百姓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仇恨自然就被大大降低,底层百姓与上层统治阶级的矛盾自然也就被钝化。

总得说,武则天会设立“铜匦”的目的,无外乎有三点:一是打击政敌,二是控制百官,三是钝化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当然,无论是哪种原因,是对付政敌也好,还是控制百官也罢,亦是收买底层百姓的人心,武则天最终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称帝之路能够变得更加的顺畅。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武则天设置“铜匦”,其根本目的并不单纯,但这却是的确可以让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到最准确,最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也正是基于这点,武则天退位后,“铜匦”依旧被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等历代唐皇所采用,仍让其在唐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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