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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原兵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天子穷、边军苦

内容摘要:安史之乱后,唐朝名义上还是一个帝国,但事实上却政令不通,藩镇如同独立王国,中央无力管控,一言不合,天子就成了甩手货,战火再次点燃。这次兵变,唐德宗竟然仓皇逃出了长安,削藩梦彻底破裂。

泾原兵变是安史之乱后对唐朝形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兵变后,唐德宗差点被包了饺子,仓皇逃离长安,躲在“奉天”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前后折腾了六七个月,差点成了饿死鬼。从《旧唐书》里细看,这个事情对唐德宗的影响是巨大的,此事之前,唐德宗还算锐意进取,一心谋求帝国的改变,意图恢复往日的荣光,此事之后,唐德宗因循姑息,得过且过,再也没有改革勇气。这也难怪,九五之尊,却被乱臣贼子包围在一个县城数月,几乎成了俘虏,最惨的时候,竟然只能吃野菜粥充饥,如此落差,无论是谁,恐怕心理打击程度都难以恢复。那么,这场影响巨大的兵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泾原兵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天子穷、边军苦,委屈造成的总爆发

叛乱再起

《资治通鉴》对泾原兵变的定性:军事哗变

关于这个事件,《旧唐书》记载比较粗略,只是寥寥几语,《资治通鉴》倒是描述比较细致,咱们可以摘取一部分原文来读一读:

上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浐水,诏京兆尹王浐犒师,惟粝食菜啖。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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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士兵示意图

原文比较长,咱就摘取这关键几句,什么意思呢?其实,《资治通鉴》不难懂,“上”指的是皇上,也就是唐德宗,按照字面意思来说,皇上征发泾原等各道的兵士前往营救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就带兵五千赶到了长安。军士们都冒雨而来,又冷又饿,很多人都携带自己的家眷来的,盼着朝廷能够丰厚赏赐,好给家里安顿一下生活。到了地方,什么赏赐也没得到。不久,军队开到了浐水一带,朝廷命令京兆尹前来犒赏军队,谁知只能吃糠咽菜。大家都很恼怒,把桌子掀了,说道:“我们都要死在敌人手里了,连吃都吃不饱,难道拿着这条贱命去给敌人拼吗?”这样一来,大家就开始起哄,一场哗变就发生了。

短短一段话,其实包含的信息还是比较丰富的。咱先剖析一下这里面都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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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将专权严重

第一,军士携带家眷而来,凸显出军人职业化后的严重问题。玄宗之前,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这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是一种亦兵亦农的体制,国家是不需要出钱养兵的,但随着府兵制的瓦解,朝廷实行了募兵制,军人开始职业化,靠朝廷出钱养活,当兵的提着脑袋上战场,就是为了挣口饭吃。

第二,朝廷犒赏军队,居然只能让冲锋陷阵的士兵们吃糠咽菜,说明朝廷的财政危机非常严峻。唐德宗前期,为了缓解朝廷的压力,曾起用杨炎进行财政改革,“两税法”遂被推行,大大缓解了朝廷的压力,但为何面对危局,朝廷居然穷成了这样?这个问题,后面详论。

其实,军队出现哗变,表面上看,就是吃得太差,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但事实上,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场兵变早就已经埋下了隐患,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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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悍的边兵

唐德宗对两税法进行了严重破坏,陷入了武力削藩的死局

表面上看,“两税法”只是一次普通的财政改革措施,事实上,绝非那么简单。两税法的颁布,一个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还有一个目的其实是削藩。两税法推行后,无论是中央控制区还是藩镇控制区,一律都要按照此法执行,以往,朝廷在藩镇控制区无法征税,如今,藩镇的钱也被征收到了中央。中央的财力得到了加强,而藩镇的财力则逐渐得到了削弱。况且,藩镇的头领普遍是武将出身的大老粗,对此等温和政策的危害,很多人也是浑然不觉的。这本质上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削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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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休止的征伐

可是,依靠一项温和的文政达到削藩,过程却是过于漫长,这对于唐德宗来说,是一种煎熬。而当时的杨炎是一流的财政专家,却是个三流的政治家。由于在城原州、诛刘晏等事的处置上不够圆滑,再加上奸相卢杞的算计,唐德宗对杨炎逐渐厌恶,将其放逐到崖州。令人没想到的是,杨炎的死,居然宣布两税法改革的失败,或许是因为唐德宗过于感性,开始对杨炎采取的这些措施没什么好感,再加上求治心切,削藩不再那么温柔,陷入到了武力削藩的死局。那么,唐德宗到底对两税法都进行了哪些破坏?

第一,税额不再固定,进入了拍脑袋模式,使社会陷入到了混乱当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政府的公信力都是最重要的,法令的颁布,决不能朝令夕改,而唐德宗为了筹钱,早就把两税法忘到了九霄云外。两税法规定,商税是按照三十税一来缴纳的,也就是收取三十分之一。这个税额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起码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可是,唐德宗一句话就给改称了什一,也就是十分之一,两税法的破坏,就此展开,随即,酒税、田税等各个税种都大幅度上涨,而且征收时间也不再固定,两税法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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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繁荣的酒肆

第二,名曰“借商”,实际上就是以政府的名义打劫,严重破坏了稳定的社会根基,整个帝国变得人心惶惶。为了筹钱,唐德宗成了流氓头子,竟然直接下命令找商人“借钱”,《旧唐书》的描述比较详细:

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唐德宗的疯狂,竟然命令四处搜捕商人,逼着他们捐钱,有些人经不起鞭子的威力,竟然上吊而亡,整个京城乱成了一锅粥,像是盗贼闯入了一般。这其实不止是对社会基础的搅扰和破坏,还是对统治基础的严重破坏,给后来长安的陷落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泾原兵变的第一个深层次原因其实是财政危机,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本来控制的区域就很有限,财税系统变得如此混乱,势必难以支撑唐德宗的雄心,没钱说什么都没用,打仗本来就是烧钱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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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吐蕃

关中地区军队的频繁东出,打破了西北的防御平衡

很明显,对于武力削藩,唐德宗对此事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严重不足,频繁将神策军和西北重镇的军队调往东部平叛,造成西北的防守压力倍增。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军事实力大幅度下滑,而西南崛起的吐蕃却如日中天,在西北与大食三战三胜,奠定了在西域的霸主地位,作为老冤家,吐蕃不可能不给唐朝使绊子。唐代宗时期,由于吐蕃曾经攻陷长安,对吐蕃的防守还算十分上心,虽然吃了不少亏,但总体上,吐蕃还难以对关中地区构成直接威胁。唐德宗为了削藩,动用了大量的西北军力,连防守关中的神策军都被调往东部平叛,如此一来,造成了许多恶果。

第一,关中地区兵力空虚,给反叛提供了机会。纵观整个唐朝,关中地区一直都是大本营,当年李渊若不是先取关中,大概不会最终取得天下。大乱后,关中地区受伤害极大,人口数量大幅度下滑,这给朝廷的经营带来了很大难度。唐德宗不顾关中安危,数次将关中的兵力协同西北兵力出关平叛,这其实客观上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如果关中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反叛者肯定要掂量掂量自己,断然不会轻易反叛。

泾原兵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天子穷、边军苦,委屈造成的总爆发

神策军示意图(仅供参考)

第二,西北地区防守压力过大,吐蕃屡次犯边,西北藩镇损失惨重,怨气颇大,而朝廷又不思抚恤,甚至加以歧视,使边镇军队的造反几率大增。由于朝廷能够调动的军队不多,西北地区的军力屡次被调到内地平叛,吐蕃趁机发难,唐军屡次被击败,大面积国土丧失,边镇军队损失严重。任谁去那里当兵,都得有怨气,本来防守吐蕃就够艰难了,还让去内地平叛,谁会乐意?再加上,朝廷对军队的待遇和赏赐竟然还分三六九等,而泾原军屡次遭到歧视,很明显,这些泾原士兵就是典型的炮灰,肚子都吃不饱,谁还帮你拼命?于是,反了也属于正常现象。

因此,泾原兵变的第二个深层次原因,其实是关中和西北的军事失衡问题。削藩,绝对不是一件三下五除二的活,而是慢工细活,必须小心谨慎,拿出烹小鲜的劲头,方可一步一步实现目的。

总之,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面对安史之乱后的烂摊子,谁都头疼。况且,客观地说,唐德宗并不是什么雷厉风行、手腕高明之人,面对如此危局,恐怕难以有起死回生之术。泾原兵变后,唐德宗几乎没什么作为,或许是被吓怕了,或许是心灰意冷了,唐朝的藩镇割据之势,也没有得到什么大的缓解和改变,就像是一个狗皮膏药,一直缠着这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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